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IBD 诊断“金标准”依赖临床、内镜、影像、病理综合诊断，治疗及管理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因此管理难度大、流程复杂［1,2］。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可提供多专业协作平台，为复杂个案病例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有助于提高IBD患者的关键预后指标［3,4,5,6］。国际与国内共识均建议将MDT 模式应用于IBD 诊治过程，以改善患者预后并提升生活质量［7,8］。根据我国2021 年《炎症性肠病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的共识意见》，IBDMDT 核心团队应包含影像科（含超声科）医师，提供影像征象描述及分析，协助诊断、评估、疗效评价［7］。
本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了解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角色现状，重点分析超声医师参与IBD-MDT 的频率及深度、人员构成、工作模式、在诊疗中的实际价值及进一步开展的障碍，为探索超声科参与IBD-MDT 的优化和提升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问卷设计、发放
本研究基于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于2024年11 月1 日至2024 年12 月1 日开展，问卷免费供研究者及参与者使用，并分发至全国IBD-MDT 工作群，邀请全国开展IBD-MDT 医疗中心的消化内科、胃肠外科、放射科、超声科、病理科等医师填写。问卷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1）参与调查的医师及IBD-MDT 医疗中心的基本信息；（2）IBDMDT 中超声医师的参与情况；（3）IBD-MDT 中超声医师的工作模式；（4）肠道超声在IBD-MDT 各诊治阶段的价值，采用五分类评分法对各诊治阶段进行评分（非常有价值5 分，有价值4 分，价值一般3 分，价值很少2 分，几乎没有价值1 分）；（5）在MDT 中开展超声工作的障碍，以多项选择及填空方式作答。如选项涉及程度量词，通过提示语使得应答者对程度量词的内涵具有一致理解，如占比比例问题提示“个别指约＜10%，少部分指约＜50%但≥10%，大部分指约≥50%”，频率问题提示“经常指约在≥50%的IBD-MDT 中如此做，有时指约＜50%但≥10%，偶尔指＜10%”。（1）～（3）部分问题设有“不清楚”选项以及自由评论区。
二、问卷信息采集
在确定IBD-MDT 医疗中心的基本信息时，如一个医疗中心有多份问卷，以占比显著高于其他选项的最多选项代表该医疗中心的情况。如有多个选项占比均较高且互相无显著差异，对于该医疗中心IBD-MDT 开展基本情况主要参照参与IBD-MDT的高年资消化内科医师答卷录入。对于超声在IBD-MDT 中的参与现状主要参照参与IBD-MDT的高年资超声科医师答卷录入，如来自一个医疗中心的所有问卷对此题回答“不清楚”，则视作无效回答，不纳入该项统计。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在线SPSSAU 平台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超声在IBD 各诊治环节的价值评分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Q1，Q3）进行描述。采用箱线图检测离群值，定义为在区间（Q1-1.5IQR，Q3+1.5IQR）外的值，其中Q1 为第一四分位数，Q3 为第三四分位数， 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IQR） 通过IQR=Q3-Q1 计算。单因素分析中，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Spearman 秩相关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iplot 在线平台用于统计绘图。
结 果
一、问卷回收情况
本研究共回收201 份答卷，其中2 份问卷未填写所在IBD-MDT 医疗中心的信息。最终共199份问卷纳入IBD-MDT 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情况分析，201 份问卷纳入对超声科参与IBD-MDT 的价值及开展障碍分析。
二、参与问卷调查的医师基本情况
共有201 名医师参与本次调查（表1），其中女性145 名（145/201，72.1%），多于男性56 名（56/201，27.9%）。消化内科医师最多（138/201，68.7%），其次为超声科医师（33/201，16.4%）、胃肠外科医师（13/201，6.5%）。参与调查的医师中，以主任医师（76/201，37.8%）、副主任医师（60/201，29.9%） 为主， 其中140 名（140/201，69.7%）参与本医疗中心的IBD-MDT 工作。
表1 201 名参与问卷调查的医师基本情况 |
| 基本资料 | 例数（%） |
|---|---|
| 性别 | |
| 女 | 145（72.1） |
| 男 | 56（27.9） |
| 年龄（n=197）a | |
| 20 ～ 29 岁 | 6（3.1） |
| 30 ～ 39 岁 | 61（31.0） |
| 40 ～ 49 岁 | 80（40.6） |
| 50 ～ 59 岁 | 44（22.3） |
| 60 ～ 69 岁 | 6（3.1） |
| 职称 | |
| 主任医师 | 76（37.8） |
| 副主任医师 | 60（29.9） |
| 主治医师 | 52（25.9） |
| 住院医师 | 13（6.5） |
| 专业 | |
| 消化内科 | 138（68.7） |
| 胃肠外科 | 13（6.5） |
| 超声科 | 33（16.4） |
| 病理科 | 12（6.0） |
| 放射科 | 5（2.5） |
| 年资 | |
| ＞ 10 年 | 150（74.6） |
| 6 ～ 10 年 | 32（15.9） |
| 3 ～ 5 年 | 9（4.5） |
| ＜ 3 年 | 10（4.5） |
| 参与IBD-MDT | |
| 参与 | 140（69.7） |
| 不参与 | 61（30.4） |
注：IBD-MDT 为炎症性肠病多学科团队诊疗；a4 份问卷未回答该题 |
三、IBD-MDT 医疗中心基本情况及超声医师参与情况
此次调查覆盖中国23 个省级行政区、44 个地级市，共90 个开展IBD-MDT 的医疗中心参与调查（表2），华东、华北、东北、西南、华中、华南地区分别有47（47/90，52.2%）、14（14/90，15.6%）、11（11/90，12.2%）、7（7/90，7.8%）、7（7/90，7.8%）、4（4/90，4.4%）个医疗中心。其中77 个（77/90，85.6%）为三甲医院，48.9%的医疗中心（44/90）已经具有超过5 年的IBDMDT 开展经验。87.8%（79/90）的医疗中心每次讨论5 例以下病例，主要以2 ～4 次/月（34/90，37.8%）或≤1 次/ 月（40/90，44.4%）的频率开展。肠道超声普及程度方面，26 个（26/90，28.9%）医疗中心对大部分及几乎所有IBD 患者展开肠道超声检查，25 个（25/90，27.8%）医疗中心完全不展开肠道超声检查。37 个（37/65，56.9%，共有65 个中心开展肠道超声检查）医疗中心的肠道超声检查由胃肠专业超声医师完成。单因素分析显示，进行肠道超声检查的医师专业性与IBD-MDT 开展时间（P＜0.001）、开展频率（P=0.006）、每次MDT 讨论患者例数（P=0.006）、患者接受肠道超声检查比例（P＜0.001）有关，与IBD-MDT 的医院等级（P=0.567）无关。
表2 IBD-MDT 医疗中心基本情况及超声医师参与情况 |
| 基本情况 | 医疗中心数量及占比［ 个（%）］ |
|---|---|
| 医院地区a（n=90） | |
| 华东 | 47（2.2） |
| 华北 | 14（15.6） |
| 东北 | 11（2.2） |
| 西南 | 7（7.8） |
| 华中 | 7（7.8） |
| 华南 | 4（4.4） |
| 医院等级（n=90） | |
| 三甲 | 77（85.6） |
| 三乙 | 6（6.7） |
| 二甲 | 6（6.7） |
| 不详 | 1（1.1） |
| 超声科参与IBD-MDT 讨论（n=90） | |
| 参加 | 43（47.8） |
| 不参加 | 47（52.2） |
| 每次IBD-MDT 讨论病例数（n=90） | |
| ＜ 5 例/ 次 | 79（87.8） |
| 5 ～ 10 例/ 次 | 9（10.0） |
| ＞ 5 例/ 次 | 2（2.2） |
| IBD-MDT 开展时间（n=90） | |
| ＜ 3 年 | 35（39.9） |
| 3 ～ 5 年 | 11（12.2） |
| ＞ 5 年 | 44（48.9） |
| IBD-MDT 开展频率（n=90） | |
| ≤ 1 次/ 月 | 40（44.4） |
| 2 ～ 4 次/ 月 | 34（37.8） |
| ＞ 4 次/ 月 | 16（17.8） |
| IBD-MDT 讨论患者中接受过肠道超声检查的患者比例（n=90）b | |
| 无 | 25（27.8） |
| 个别 | 24（26.7） |
| 少部分 | 15（16.7） |
| 大部分 | 20（22.2） |
| 几乎所有 | 6（6.7） |
| 进行肠道超声检查的超声医师专业方向（n=65） | |
| 胃肠 | 37（56.9） |
| 腹部 | 16（24.6） |
| 不限 | 10（15.4） |
| 不详 | 2（3.1） |
注：IBD-MDT 为炎症性肠病多学科团队诊疗；a 华东地区包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华北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包含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南地区包含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华中地区包含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华南地区包含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西北地区包含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次调查未收到西北地区有效答卷；b 个别指约＜10%，少部分指约≥10%但＜50%，大部分指约≥50% |
在43 个（43/90，47.8%）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IBD-MDT，其中40 个为三甲医院，2 个为三乙医院，1 个为二甲医院。单因素分析显示，超声科是否参与IBD-MDT 与医院等级（P=0.048）、IBD-MDT 开展时间（P=0.003）、 开展频率（P=0.030）、每次MDT 讨论患者例数（P=0.014）、患者接受肠道超声检查比例（P＜0.001）、进行肠道超声检查的医师专业性（P＜0.001）相关，与所在地区无关（P=0.10）。
四、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参与方式、人员组成、工作模式
在43 个超声科参与IBD-MDT 的医疗中心中，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参与方式、人员组成、工作模式分别在43、42、23 个医疗中心收到有效答卷，其中均有21 个医疗中心答卷中包含超声科医师答卷。未收到有效答卷的原因为在部分医疗中心只有非超声科医师参与调查，且被调查者均对超声科相关情况缺乏了解，导致回收的所有答卷对该项目的回答均为“不清楚”。
在超声科参与IBD-MDT 的医疗中心（收到43 个医疗中心的有效答卷）中，30 个（30/43，69.8%）医疗中心的超声科参与频率为有时、偶尔或极少，但74.4%（32/43）可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在疾病诊治各阶段分析图像意义，协助给出相关意见），25.6%（11/43）进行简单参与（仅回顾图像、说明超声报告内容）。单因素相关性分析表明，超声科参与IBD-MDT 的频率和参与深度与该中心IBD-MDT 开展时间相关（P=0.007、0.017），与医院等级（P=0.253、0.603）、所在地区（P=0.694、0.253）和IBD-MDT 开展频率（P=0.599、0.050）无关。超声科参与协作的内容包括IBD 疾病活动度评估（39/43，90.7%）、肠道疾病鉴别诊断（37/43，87.1%）、肛周病变评估（36/43，83.7%）、肠道并发症评估（33/43，76.7%）、药物治疗疗效评价（30/43，69.8%）和手术或操作指征与禁忌评估（22/43，51.2%）。自由评论反馈表明，超声科还参与了患者治疗后的长期随访。
超声科人员组成方面（收到42 个医疗中心的有效答卷），30 个（30/42，71.4%）医疗中心参与IBD-MDT 的超声医师专业方向为胃肠专业超声医师；人员组织形式方面（收到39 个医疗中心的有效问卷），30 个（30/39，76.9%）医疗中心具有固定、少量的超声医师参与IBD-MDT（固定1 ～2人参加）；72.8%（16/22，收到22 个医疗中心的有效答卷）的医疗中心的超声医师在IBD-MDT 之外与临床科室有交流（表3）。
表3 IBD-MDT 超声科参与方式及人员组成 |
| 参与形式及人员组成 | 医疗中心数量及占比［ 个（%）］ |
|---|---|
| 参与频率a（n=43） | |
| 几乎每次 | 3（7.0） |
| 经常 | 10（23.3） |
| 有时 | 13（30.2） |
| 偶尔 | 14（32.6） |
| 极少 | 3（7.0） |
| 参与深度（n=43） | |
| 深入参与 | 18（41.9） |
| 简单参与 | 11（25.6） |
| 两者之间 | 14（32.6） |
| 参与内容（n=43） | |
| IBD 疾病活动度 | 39（90.7） |
| 肠道疾病鉴别诊断 | 37（87.1） |
| 肛周病变评估 | 36（83.7） |
| 肠道并发症评估 | 33（76.7） |
| 药物治疗疗效评价 | 30（69.8） |
| 手术或操作指征与禁忌评估 | 22（51.2） |
| 参与IBD-MDT 超声医师的专业方向（n=42b） | |
| 胃肠 | 30（71.4） |
| 腹部 | 8（18.6） |
| 不限 | 4（9.3） |
| 组织方式（n=39 b） | |
| 固定1 ～ 2 人，每次参与 | 30（76.9） |
| 固定3 ～ 5 人，每次参与 | 8（20.5） |
| 5 人以上，轮替参与 | 1（2.4） |
| 在IBD-MDT 会诊以外有交流（n=22 b） | |
| 有，经常 | 6（27.3） |
| 有，有时 | 10（45.5） |
| 偶尔或没有 | 6（27.3） |
注：IBD 为炎症性肠病；IBD-MDT 为炎症性肠病多学科团队诊疗；a 经常指约在≥50%的IBD-MDT 中如此做，有时指约＜50%但≥10%，偶尔指约＜10%，极少指约＜3%；b 由于部分医疗中心的所有问卷对该题回答均为“不清楚”，未纳入该项统计 |
共有23 个医疗中心有效应答了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工作模式。IBD-MDT 准备方面，分别有47.8%（11/23）、21.7%（5/23）的医疗中心，超声医师基本每次以及经常提前了解会诊目的；分别有43.5%（10/23）、34.8%（8/23）的医疗中心基本每次以及经常提前熟悉会诊病例；分别有52.2%（12/23）、26.1%（6/23）的医疗中心基本每次以及经常提前回顾超声图像。分别有13.0%（3/23）、39.1%（9/23）的医疗中心基本每次以及经常在会诊前再次安排超声检查。IBD-MDT 过程中，分别有34.8%（8/23）、47.8%（11/23）的医疗中心，超声医师提前以及在现场调取超声工作站中存储的所有图像，根据病史及IBD-MDT 讨论目标选择图像进行展示。26.1%（6/23）的医疗中心，超声医师提前准备PPT 或相关文件；65.2%（15/23）的医疗中心，超声医师展示图像并进行口头讨论（表4）。
表4 23 个医疗中心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工作模式 |
| 工作模式 | 医疗中心数量及占比［ 个（%）］ |
|---|---|
| 提前了解会诊目的 | |
| 基本每次 | 11（47.8） |
| 经常 | 5（21.7） |
| 有时 | 6（26.1） |
| 偶尔 | 1（4.4） |
| 提前熟悉病历 | |
| 基本每次 | 10（43.5） |
| 经常 | 8（34.8） |
| 有时 | 3（13.0） |
| 偶尔 | 2（8.7） |
| 提前回顾超声图像 | |
| 基本每次 | 12（52.2） |
| 经常 | 6（26.1） |
| 有时 | 3（13.0） |
| 偶尔 | 2（8.7） |
| 会诊前重新超声检查 | |
| 基本每次 | 3（13.0） |
| 经常 | 9（39.1） |
| 有时 | 4（17.4） |
| 偶尔 | 5（21.7） |
| 从不 | 2（8.7） |
| 会诊时展示超声图像 | |
| 提前回顾，选择相关图像 | 8（34.8） |
| 现场回顾，选择相关图像 | 11（47.8） |
| 展示超声报告中图像 | 4（17.4） |
| 超声医师交流形式 | |
| 提前制作PPT 呈现 | 6（26.1） |
| 呈现图像，口头交流 | 15（65.2） |
| 口头交流 | 2（8.7） |
注：IBD-MDT 为炎症性肠病多学科团队诊疗；经常指约在≥50%的IBD-MDT 中如此做，有时指约＜50%但≥10%，偶尔指＜10% |
五、超声在IBD-MDT 中的价值及开展的主要障碍
在IBD 各诊治环节，评价得分中位数均为“有价值”（得分中位数=4，图1）。对于肠道疾病活动度评估、肠道并发症评估、肛周病变评估、药物疗效评估方面的超声价值，医师评价结果分布较集中（IQR=1），表明评价者之间差异较小；在肠道疾病鉴别诊断、手术或操作指征评估方面，医师评价结果分布较分散（IQR=2），表明评价者之间差异较大。
IBD-MDT 中开展肠道超声存在的障碍调查结果显示（201 份有效答卷），肠道超声质量控制方面的问题为最广泛认同的障碍，包括缺少具有胜任力的肠道超声医师（128/201，63.7%）、肠道超声检查操作者间一致性不足（117/201，58.2%）、报告规范化不足导致报告质量差异大（102/201，50.8%）。其次为临床科室对肠道超声认知不足（111/201，55.2%，图2）。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对肠道超声接受度较高，但同时有被调查者认为患者对肠道超声检查期望值过高、认为可以完全取代肠镜检查，也不利于肠道超声工作开展。自由评论反馈表明，超声医师对开展肠道超声重要性认知不足或不感兴趣亦是障碍之一。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对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参与现状、临床价值和开展障碍进行评估，是国内首次现况调查，为IBD-MDT 中肠道超声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依据。
一、IBD-MDT 开展范围及超声科参与现状
近年来，IBD-MDT 在国内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次调查显示，IBD-MDT 模式在许多三甲医院已开展较为成熟，并开始向非三甲医院延伸。超声科在IBD-MDT 的参与亦显示出相同趋势，本次调查中有3 家非三甲医院的超声科参与了本中心IBD-MDT。这表明MDT 作为复杂疾病管理的关键模式，逐渐在更广泛的国内医疗体系中发挥作用。
虽然超声科参与IBD-MDT 正在推广，但在不同医院间，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参与频率、深度存在差异。在90 个开展IBD-MDT 的医疗中心中，仅有43 个（47.8%）的医疗中心报告超声科参与IBD-MDT 讨论，其中69.8%的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频率为有时、偶尔或极少，25.6%的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深度仅局限于回顾影像或说明报告内容。以上现象可能与超声科对IBD 的专业认知和评估能力尚需加强有关。在开展时间超过5 年的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比例明显较高，表明MDT 模式的长期积累能够提升超声科在IBD 诊疗方面的参与深度。超声科是否参与IBD-MDT 亦与患者接受肠道超声检查比例、进行肠道超声检查的医师专业性相关，表明超声医师在IBD 诊治中的经验积累也是超声科能够在IBD-MDT 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因此，尽管超声科参与IBD-MDT 在高水平医疗中心已较为成熟，但在更广泛的医疗体系中仍需努力。
二、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价值和影响开展的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肠道超声在IBD-MDT 中的临床价值已被广泛认可，尤其是在疾病活动度评估、肠道并发症评估和肛周病变评估等方面（评分中位数为4，IQR=1）。在手术或操作指征评估及复杂肠道疾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方面评分中位数也为4，但相比而言评分结果分布更广泛、观点差异较大（IQR=2）。这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一致，即肠道超声可以无创、动态提供疾病活动性、并发症等信息，并评估药物疗效、在长期随访中监测病情，但当前仍缺乏足够的循证研究来全面验证其在手术决策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效用。
超声科在IBD-MDT 中的开展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部分调查者认为缺乏具有胜任力的肠道超声医师（63.7%）、操作者间一致性不足（58.2%）、超声报告质量差异（50.8%）是影响肠道超声开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多与肠道超声检查质量控制相关。文献数据表明，虽然超声检查传统上被认为具有操作者依赖性，但在经过训练的肠道超声操作者间，肠壁厚度则表现出接近完美的一致性，肠道彩色多普勒信号一致性较高［9,10］。近年，IBD 经腹肠道超声操作及报告已有多个国际指南［11,12,13,14］和国内专家指导意见［15］发布，极大地促进了操作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这提示规范化肠道超声专业培训对进一步推进肠道超声至关重要。此外，临床科室对肠道超声认知不足（55.2%）是影响肠道超声开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亦提示临床相关科室认知培训的重要性。
三、国际IBD 超声培训经验及国内实践方向探讨
在我国，肠道超声检查通常由具有丰富超声经验的超声科医师完成。通过在先期系统学习IBD理论知识，并在有经验的IBD 诊疗中心接受规范化培训，医师可以较快地掌握肠道超声技术。然而，要在临床实践中提供可靠的诊断信息并深入参与MDT，超声医师仍需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本研究表明，IBD-MDT 模式的开展时间与进行肠道检查超声医师的专业性提高、超声科在MDT 中的参与频率和参与深度提高相关。因此，鼓励超声医师积极参与IBD-MDT，是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IBD 超声诊断医师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1）本次调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对参与调查者的地区分布、医院等级及专业方向等特征进行严格分层控制，参与调查的人群特征可能存在选择偏倚。（2）由于部分医疗中心未能收集超声科医师的有效答卷，导致超声科相关信息缺失或由其他科室医师作答，虽然已经设置“不清楚”选项以尽量避免不准确答卷，但仍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未来可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调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五、小结
超声在IBD-MDT 的价值已经获得较为广泛的共识。超声参与IBD-MDT 在高水平医疗中心逐渐成熟，但各医疗中心超声科参与的频率、深度、人员专业化及工作模式方面存在差异。肠道超声质量控制问题及临床科室对肠道超声认知不足为目前主要障碍，通过加强IBD 肠道超声培训，鼓励并推动超声医师参与IBD-MDT 积累经验，肠道超声有望在IBD 的综合管理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最终使更多IBD 患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