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性索间质肿瘤（sex cord-stromal tumours，SCSTs）是一类较为罕见的卵巢肿瘤，年发病率约为2.1/100 万，占所有卵巢肿瘤的7%左右，占卵巢恶性肿瘤的3%～5%［1,2］。SCSTs 起源于卵巢原始性腺中的性索及间质组织，包括颗粒细胞、成纤维细胞、卵泡膜细胞等。SCSTs 可由单一或多种细胞类型组成，部分细胞参与卵巢类固醇激素的产生，由卵巢细胞（如颗粒细胞和卵泡膜细胞）形成的肿瘤通常表现为高雌激素性，而由睾丸细胞（如支持细胞和间质细胞）组成的肿瘤则多表现为高雄激素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0 年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分类标准［3］，SCSTs 可分为纯间质肿瘤、纯性索肿瘤及混合性肿瘤。在SCSTs 中，最常见的类型是卵泡膜-纤维瘤组（ovarian thecoma-fibroma groups，OTFG），包括纤维瘤、卵泡膜细胞瘤和卵泡膜纤维瘤，这些肿瘤属于纯间质肿瘤，绝大多数为良性。其次是颗粒细胞瘤（granulosa cell tumor，GCT），属于纯性索肿瘤，包括成人型颗粒细胞瘤（adult type granulosa cell tumor，AGCT）和幼年型颗粒细胞 瘤（juvenile type granulosa cell tumor，JGCT）。其中，AGCT 占GCT 的95%， 属低度恶性肿瘤，而JGCT 占GCT 的5%，属交界性肿瘤［4,5］。SCSTs 的组织学异质性导致其超声表现复杂多变。尽管超声检查是术前评估的主要手段，但其诊断准确性易受操作者经验及设备分辨率等因素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OTFG 与GCT 的超声特征、临床表现、病理特征及预后差异，为术前诊断、鉴别诊断以及临床治疗和随访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对象
收集2015 年1 月至2024 年9 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经超声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GCT 与OTFG的患者共136 例，其中GCT 42 例，OTFG 94 例，排除含有颗粒细胞成分的混合性肿瘤（包括颗粒卵泡膜细胞瘤）。本研究经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20251026），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经审批可免除患者知情同意。
二、仪器和方法
1.资料收集：收集患者一般资料、血清肿瘤标志物及激素检测结果，肿瘤标志物包括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参考值0 ～35 U/ml）、 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参考值0 ～37 U/ml）、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参考值0 ～3.0 ng/ml）等；激素检测包括雌二醇（Estradiol）、睾酮（Testosterone）、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等。
2.仪器：采用迈瑞Resona 8、GE Voluson E8等超声诊断仪。所有患者均接受经腹、经阴道或联合超声检查，使用腹部探头（频率2 ～5 MHz）及腔内探头（频率5 ～9 MHz）。
3.方法：超声检查内容包括子宫、双附件及盆腔，重点观察肿块的位置、与周围脏器的关系、大小、边界、形状、内部回声、后方回声、彩色多普勒血流及盆腔积液等情况。依据卵巢附件报告和数据系统（ovarian-adnexal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O-RADS）对肿瘤内部回声进行分组［6］：（1）囊性组：内不含实性成分；（2）囊实性组：内含囊性及实性成分，实性成分回声＜80%；（3）实性组：内部实性回声≥80%。根据国际卵巢肿瘤分析组织（International Ovarian Tumor Analysis，IOTA）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分级标准［7］，将肿块血流分为4级：1 级，无彩色血流信号；2 级，少量彩色血流信号；3 级，中等程度彩色血流信号；4 级，丰富彩色血流信号。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 软件和R 4.4.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R 4.4.2 软件和GraphPad Prism 6.0 软件作图。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 精确概率法。绘制ROC 曲线分析AMH 诊断GCT 的敏感度、特异度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肿瘤直径与盆腹腔积液及CA125 的相关变化趋势。单组率的点估计和95%置信区间采用Clopper-Pearson 精确法。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 精确概率法。绘制ROC 曲线分析AMH 诊断GCT 的敏感度、特异度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肿瘤直径与盆腹腔积液及CA125 的相关变化趋势。单组率的点估计和95%置信区间采用Clopper-Pearson 精确法。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
一、一般资料
1.年龄：本研究136 例患者，年龄范围2 ～80 岁，平均年龄（41.60±15.49）岁。GCT 组平均年龄（39.31±16.56）岁，其中JGCT 患者6 例，占比14.29%（6/42），年龄均≤30 岁（年龄范围2 ～18岁）；AGCT 患者中97.22%（35/36）为30 岁以上患者（年龄范围12 ～77 岁）。OTFG 组平均年龄（42.63±14.97）岁，其中79.78%（75/94）为30 岁以上患者（年龄范围11 ～80 岁）。
2.临床症状：本组病例中65.44%（89/136）出现临床症状，34.56%（47/136）无明显症状。GCT 组临床症状发生率（83.33%，35/42）显著高于OTFG 组（57.45%，54/9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临床症状中以月经不规则最为常见（33.82%，46/136），其次分别为腹痛腹胀（22.06%，30/136）、异常阴道出血（13.24%，18/136）、性早熟（2.94%，4/136）及泌尿系统症状（2.94%，4/136）。
3.合并症：OTFG 组中，53 例（53/94，56.38%）伴盆腔积液，15 例（15/94，15.96%）伴腹腔积液，3例（3/94，3.19%）伴大量胸腔积液和腹腔积液者诊断为Meigs 综合征，积液量最高达12 500 ml，术后1 ～3 月复查积液消失。GCT 组中，18 例（18/42，42.86%）伴盆腔积液，7 例（7/42，16.67%）伴腹腔积液，1 例（1/42，2.38%）伴胸腔积液，积液量最高达4000 ml。本组136 例患者中，99 例行子宫内膜病理检测，28 例（28.28%，28/99）合并子宫内膜异常。其中OTFG 组20 例（29.85%，20/67），GCT 组8 例（25.00%，8/32），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9）。子宫内膜异常类型包括：子宫内膜息肉18 例、单纯性增生6 例、复杂性增生1 例、息肉并单纯及复杂性增生1 例，不典型增生1 例、子宫内膜癌1 例。其他合并症中，子宫肌瘤最为常见（41 例），其他包括子宫腺肌症9例、浆液性囊腺瘤3 例、黏液性囊腺瘤2 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1 例、乳腺癌3 例。
二、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
本组136 例患者中，133 例（133/136，97.79%）术前接受了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其中37 例（37/133，27.82%）发现异常。OTFG 组中异常检出率为26.88%（25/93），GCT 组中异常检出率为30.00%（12/40），2 组肿瘤标志物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33）。异常标志物以CA125升高最常见（30/37，81.08%），其次为CA199 异常3 例、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异常4 例、人附睾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异常3 例及CEA 异常1 例。
122 例（122/136，89.71%）患者术前检测性激素水平，30 例（30/122，24.59%）显示异常。GCT 组性激素异常检出率（50.00%，20/40）显著高于OTFG 组（12.20%，10/82），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性激素异常主要表现为雌激素升高（19/30，63.33%）及睾酮升高（11/30，36.67%）。
在OTFG 组中，24 例患者检测AMH 均未见升高；而GCT 组10 例检测AMH，其中8 例（8/10，80.00%）显著升高，2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以病理诊断作为金标准对照，ROC 曲线分析显示，基于AMH 诊断GCT 的敏感度、特异度和AUC 分别为0.80（95%CI：0.55 ～1.00）、1.00（95%CI：1.00 ～1.00）和0.90（95%CI：0.77 ～1.00，P＜0.001，图1）。
三、术后病理及超声表现
OTFG 组94 例中卵泡膜纤维瘤59 例、纤维瘤32 例（包括富于细胞性纤维瘤6 例）、卵泡膜细胞瘤3 例；GCT 组42 例中AGCT 36 例、JGCT 6 例。OTFG 组术后病理多为实性，切面灰白或灰黄，质硬/韧；GCT 组术后病理多为囊实性或实性，切面灰白、灰黄或灰红，质地较软、糟脆。
136 例SCSTs 中，肿瘤最大直径为1.4 ～22 cm，单侧多见（133/136，97.79%），双侧少见（3/136，2.21%），肿瘤均边界清晰。形态不规则者，OTFG组6 例（6/94，6.38%），GCT 组14 例（14/42，33.33%）。OTFG 组以实性低回声为主（85/94，90.43%），后方回声衰减显著（81/94，86.17%），血流分级多为1 ～2 级（89/94，94.68%）； 而GCT 组以囊实性（24/42，57.14%）及不均质实性回声（15/42，35.71%）为主，血流丰富，分级多为3 ～4 级（37/42，88.09%），且73.81%（31/42）伴囊性变。2 组在肿瘤大小、位置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形态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肿瘤内部回声、囊性变、血流特征及后方回声衰减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在OTFG 组中，随着肿瘤直径增大，盆腹腔积液及CA125 水平升高的发生率均呈现递增趋势（趋势检验P＜0.001），当肿瘤直径＞10 cm 时，CA125 升高的发生率为62.50%（10/16），且所有合并Meigs 综合征的3 例肿瘤直径均＞10 cm 且伴有CA125 升高。而GCT 组中，随着肿瘤直径增大，仅CA125 升高的发生率呈递增趋势（趋势检验P＜0.05），与盆腹腔积液发生率无显著趋势相关性（趋势检验P=0.156），肿瘤直径＞10 cm 时，CA125 升高的发生率为54.55%（6/11）。
四、手术情况
136 例均行手术治疗（腹腔镜113 例，经腹23 例），85 例保留生育功能，25 例GCT 患者行全面分期手术。根据卵巢肿瘤国际妇产科联 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 分 期［8］，I 期19 例（19/25，76.00%），Ⅱ期5 例（5/25，20.00%），Ⅲ期1 例（1/25，4.00%）。OTFG 组7 例（7/94，7.45%）伴肿瘤蒂扭转，GCT 组无；GCT 组肿瘤自发破裂发生率（5/42，11.90%）显著高于OTFG 组（1/94，1.06%），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表1）。
表1 OTFG 组与GCT 组的临床与超声特征比较［例（%）］ |
| 临床与超声特征 | 合计（n=136） | OTFG 组（n=94） | GCT 组（n=42） | P值 |
|---|---|---|---|---|
| 年龄 | 0.344 | |||
| ＜ 30 岁 | 26（19.12） | 19（20.21） | 7（16.67） | |
| 30 ～ 50 岁 | 68（50.00） | 43（45.74） | 25（59.52） | |
| ＞ 50 岁 | 42（30.88） | 32（34.04） | 10（23.81） | |
| 出现临床症状 | 89（65.44） | 54（57.45） | 35（83.33） | 0.003 |
| 合并子宫内膜病变 | 28（28.28） | 20（29.85） | 8（25.00） | 0.779 |
| 肿瘤标志物指标异常 | 37（27.82） | 25（26.88） | 12（30.00） | 0.833 |
| 性激素指标异常 | 30（24.59） | 10（12.20） | 20（50.00） | ＜ 0.001 |
| AMH 指标异常 | 8（25.00） | 0（0） | 8（80.00） | ＜ 0.001 |
| 肿块直径 | 0.059 | |||
| ＜ 5 cm | 52（38.24） | 42（44.68） | 10（23.81） | |
| 5 ～ 10 cm | 57（41.91） | 36（38.30） | 21（50.00） | |
| ＞ 10 cm | 27（19.85） | 16（17.02） | 11（26.19） | |
| 肿块位置 | 0.754 | |||
| 左侧 | 60（44.12） | 41（43.62） | 19（45.24） | |
| 右侧 | 73（53.68） | 50（53.19） | 23（54.76） | |
| 双侧 | 3（2.21） | 3（3.19） | 0（0） | |
| 内部回声 | ＜ 0.001 | |||
| 囊性 | 5（3.68） | 2（2.13） | 3（7.14） | |
| 实性 | 100（73.53） | 85（90.43） | 15（35.71） | |
| 囊实性 | 31（22.79） | 7（7.45） | 24（57.14） | |
| 形态 | ＜ 0.001 | |||
| 规则 | 116（85.29） | 88（93.62） | 28（66.67） | |
| 不规则 | 20（14.71） | 6（6.38） | 14（33.33） | |
| 肿瘤内部囊性变 | 48（35.29） | 17（18.09） | 31（73.81） | ＜ 0.001 |
| 后方回声衰减 | 81（59.56） | 81（86.17） | 0（0） | ＜ 0.001 |
| 血流等级 | ＜ 0.001 | |||
| 1 | 28（20.59） | 28（29.79） | 0（0） | |
| 2 | 66（48.53） | 61（64.89） | 5（11.90） | |
| 3 | 29（21.32） | 5（5.32） | 24（57.14） | |
| 4 | 13（9.56） | 0（0） | 13（30.95） | |
| 肿瘤自发破裂 | 6（4.41） | 1（1.06） | 5（11.90） | 0.011 |
注：OTFG 为卵泡膜-纤维瘤组；GCT 为颗粒细胞瘤 |
五、超声诊断及误诊情况
图2 患者，50 岁，卵巢纤维瘤误诊为子宫肌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子宫右旁低回声包块，大小69 mm×40 mm，后伴栅栏状衰减，与子宫右侧壁关系密切，未探及子宫来源血供，血流等级2 级，超声误诊为子宫肌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梭形细胞呈编织状排列，诊断为右卵巢纤维瘤 |
图3 患者，47 岁，卵巢卵泡膜细胞瘤误诊为上皮源性肿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子宫左上方囊性包块，大小147 mm×128 mm，内见多发分隔，部分囊内见均匀细密点状回声，血流等级2 级，超声误诊为上皮源性肿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梭形细胞组成，伴钙化、出血及囊性变，诊断为左卵巢卵泡膜细胞瘤 |
图4 患者，51 岁，卵巢成人型颗粒细胞瘤误诊为上皮源性肿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右卵巢囊实性包块，大小97 mm×44 mm，血流等级3 ～4 级，超声误诊为上皮源性肿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肿瘤细胞呈灶状或片状分布，细胞圆形及卵圆形，诊断为成人型颗粒细胞瘤 |
讨 论
SCSTs 是由原始性索或间质细胞产生的不同细胞形成的异质性肿瘤，以OTFG 最常见，占卵巢肿瘤的1%～4%［9］，GCT 次之，约占恶性SCSTs的70%，占卵巢恶性肿瘤的2%～5%［10］。SCSTs发病年龄分布广泛，OTFG 与AGCT 在任何年龄均可发生，好发于围绝经/绝经期女性；JGCT 好发于月经初潮前女性或年轻女性，90%发生于30岁前［5,11］。这一年龄分布特点与本研究的观察结果一致：OTFG 及AGCT 患者中，30 岁以上者占比分别为79.78%及97.22%，而JGCT 患者年龄均小于30 岁。此外，OTFG 组与AGCT 组中围绝经/绝经期患者的比例分别为40.43%（38/94）及47.22%（17/36）。
一、肿瘤生物学行为、临床特征及预后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SCSTs 的激素分泌特性与临床表现的关联性。GCT 组因颗粒细胞的高雌激素活性，临床症状（83.33% vs 57.45%）及性激素异常（50.00% vs 12.20%）发生率显著高于OTFG 组（P＜0.05），且AMH 在GCT 诊断中展现出独特价值（敏感度80%，特异度100%），显著优于传统性激素检测。其机制与颗粒细胞分泌AMH 的特性直接相关，而OTFG 因缺乏颗粒细胞成分，AMH 均未见升高。本研究提示AMH 可作为诊断GCT 的特异性标志物，AMH 水平不受月经周期影响，因此在性激素波动较大的患者中具有更高的诊断稳定性，与Haltia 等［12］的研究一致，AMH 可作为GCT 诊断及术后复发评估的可靠指标。笔者认为，AMH 检测应纳入卵巢肿瘤的常规检查及GCT 患者随访体系，尤其对于疑似SCSTs病例可作为首选的实验室筛查指标，但其普适性需进一步验证。
OTFG 和GCT 部分患者可伴随血清CA125 升高。Chen 等［9］研究显示OTFG 组肿瘤直径与血清CA125 和腹腔积液量显著相关，本研究进一步证实盆腹腔积液及CA125 升高发生率随肿瘤直径增加呈显著递增趋势（趋势检验P＜0.001），尤其是合并Meigs 综合征的病例，肿瘤直径均＞10 cm 且CA125 升高。因此推测，OTFG 组CA125 升高可能与肿瘤体积增大导致的机械刺激或炎性反应有关，而非恶性生物学行为。而GCT 组随肿瘤直径增加仅CA125 升高发生率呈递增趋势（趋势检验P＜0.05），提示可能与肿瘤的侵袭性行为有关。
OTFG 多为良性， 预后良好。GCT 分为AGCT 及JGCT，JGCT 为交界性肿瘤，AGCT为低级别恶性肿瘤，早期预后良好。肿瘤分期是影响GCT 预后最重要的因素，I 期最常见（50%～90%），5 年生存率75%～95%。Ⅱ期的5 年生存率为55%～75%、Ⅲ期和Ⅳ期的5 年生存率为22%～50%［13,14］。GCT 生物学行为较为惰性，复发或转移病变常在原发肿瘤切除多年后出现，具有迟发性复发倾向（本组1 例复发间隔达6 年），因此需长期随访。本研究绝大部分GCT 病例的FIGO 分期为I 期，约占76.00%（19/25），与文献报道相符，其中5 例因肿瘤自发破裂分期IC期，虽然I 期患者预后良好，但IC 期被认为是影响预后的一项重要危险因素［15］。本研究中GCT组肿瘤自发破裂率显著高于OTFG 组（11.90% vs 1.06%），这可能与GCT 的囊性成分较多、质地较脆有关。
二、超声特征与病理机制的关联性
本研究证实，OTFG 与GCT 的超声表现差异显著，且与肿瘤的组织学构成密切相关。
图6 患者，38 岁，卵巢纤维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右卵巢实性低回声，大小33 mm×19 mm，后方回声衰减明显，血流等级1级，超声诊断纤维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肿瘤由纤维细胞和成纤维细胞构成，呈编织状排列，诊断为纤维瘤 |
图7 患者，51 岁，卵泡膜纤维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左卵巢实性低回声，大小85 mm×58 mm，后伴栅栏状衰减，血流等级2级，超声诊断性索间质来源肿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卵泡膜细胞与纤维成分交错分布，呈编织状排列，诊断为卵泡膜纤维瘤 |
GCT 组以囊实性（57.14%）或实性不均质回声（35.71%）为主，后方无衰减，血流丰富（3 ～4 级占88.09%）。超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模式：（1）实性不均质低回声（图9），可见高回声纤维分隔呈网格状分布；（2）囊实性包块，肿瘤内囊性与实性成分交错分布，囊性区域呈蜂窝状排列，形似“瑞士奶酪”的多孔结构［16］，根据囊实性成分的比例，可进一步分为以囊性成分为主（图10）或以实性为主（图11）。考虑GCT 组囊性变发生率高（73.81%）可能与坏死、出血或Call-Exner 小体聚集相关，血流丰富则与颗粒细胞的高增殖活性相关。GCT 的声像图特征多样，仅凭超声难以明确诊断，需联合AMH 等实验室指标及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分析。此外，由OTFG 组与GCT组的声像图特征可知，超声检查中后方回声衰减及血流分级是区分OTFG 与GCT 的重要指标。
图9 患者，11 岁，幼年型颗粒细胞瘤超声及病理图像。图a 为超声图像示左卵巢实性低回声，内见高回声纤维分隔呈网格状（白色箭头），大小118 mm×60 mm，血流等级3 ～4 级，超声诊断性索间质来源肿瘤；图b 为病理图像见肿瘤细胞呈巢状分布，诊断为幼年型颗粒细胞瘤 |
图10 患者，33 岁，成年型颗粒细胞瘤超声及病理图像（超声未定性）。图a 为超声图像示右卵巢囊实性包块，囊性为主，大小92 mm×61 mm，内见蜂窝状无回声，血流等级3 ～4 级，超声未定性；图b 为病理图像见肿瘤细胞呈弥漫片状生长，细胞呈卵圆形，诊断为成年型颗粒细胞瘤 |
三、O-RADS 分级系统的局限性
O-RADS 分级系统作为卵巢肿瘤超声风险分层的重要工具，通过形态学特征（囊性/实性成分比例、乳头状突起、血流信号等）将肿瘤划分为恶性风险递增的1 ～5 类，其中O-RADS 3 ～5 类的恶性风险逐级升高。在最新版O-RADS 中，新增“后方回声衰减”指标提升了对实性SCSTs 的评估价值，降低了OTFG 的误分类风险。然而，其对SCSTs 的评估仍存在以下局限性：（1）缺乏SCSTs 特异性指标整合：未整合AMH 等SCSTs 相关的实验室标志物。可能遗漏重要诊断线索；（2）OTFG 与子宫肌瘤存在鉴别盲区：O-RADS 未明确OTFG 与肌瘤的鉴别要点（如血供来源、动态扫查特征），本研究部分OTFG 病例误判为浆膜下/阔韧带肌瘤而无法适用O-RADS 分级；（3）SCSTs 的病理类型复杂，超声表现多样，标准化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涵盖这些异质性特征而增加误分类风险。本研究通过联合超声特征（内部回声、血流特征）、临床表现（内分泌症状）及AMH 等实验室指标，构建了针对SCSTs 的多维度诊断框架，弥补了O-RADS 在SCSTs 诊断中的不足。未来需纳入更多SCSTs 数据，通过多学科协作与技术创新，开发特异性评估指标，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减少误诊率。
四、鉴别诊断
本研究中，尽管OTFG 与GCT 的超声特征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但二者的超声诊断正确率分别为67.02%和52.38%，提示单纯依靠两者的声像图差异仍存在一定误诊风险。临床实践中需结合影像特征、实验室指标及临床表现进行综合鉴别。
OTFG 多表现为实性低回声伴后方栅栏状衰减，声像图与肌瘤高度相似，常误诊为浆膜下或阔韧带肌瘤。但超声可通过以下特征加以区分：（1）血供来源：肌瘤多显示与子宫相连的血流信号，而OTFG 的血流多独立于子宫。（2）动态扫查：加压试验中，肌瘤与子宫呈同向运动，而OTFG 因卵巢来源多表现为相对独立运动。
当OTFG 较大引起Meigs 综合征时，需与卵巢其他恶性肿瘤引起的假性Meigs 综合征进行鉴别，前者肿块形态多规则，后方多伴衰减，血流稀疏，术后胸腹腔积液迅速消退，而后者肿块形态多不规则、血流丰富，阻力指数较低，且积液持续存在。
GCT 超声表现多样，诊断上存在一定难度，实性肿块需与性索间质及其他类型肿瘤进行鉴别：（1）卵泡膜细胞瘤实性成分回声常较均匀，血流等级多为1 ～2 级，GCT 实性成分回声不均，血供更丰富，多为3 ～4 级；（2）无性细胞瘤实性低回声多呈分叶状，血流丰富，乳酸脱氢酶升高显著，好发于青少年，无内分泌症状，AMH 及雌激素水平无异常；（3）库肯勃瘤多表现为双侧以实性为主的肿块，内可见中心向四周放射状血流分布，多伴胃肠道原发灶、消化道症状及CEA 升高，AMH阴性；GCT 多为单侧，实性成分多呈网格状，多伴内分泌症状及AMH 升高。囊实性包块主要需与上皮来源肿瘤进行鉴别，囊腺癌多表现为多房囊性包块伴乳头状突起，而GCT 的囊实性成分多呈“瑞士奶酪”样蜂窝状结构，上皮源性囊腺癌多不伴激素异常及内分泌紊乱，CA125 及HE4 上升水平较GCT 显著。
综上所述，SCSTs 病理类型复杂且超声表现存在异质性，单纯依赖超声检查诊断存在一定困难。本研究聚焦于SCSTs 中最常见的两类肿瘤（OTFG与GCT），发现其超声特征、临床表现及生物学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超声检查结合实验室检测（性激素、AMH 等）及临床信息，可为SCSTs 的术前鉴别提供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