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规律、超声检查特征及诊断效能，为术后随访监测及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5年4月于四川省肿瘤医院接受甲状腺术后随访、超声检查发现可疑颈部淋巴结转移并经病理证实的97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依据术后病理，将超声可疑恶性淋巴结分为恶性组与良性组。记录转移淋巴结的颈部分区（侧颈区：Ⅱ、Ⅲ、Ⅳ、Ⅴ区；中央区：Ⅵ区及Ⅶ区）、超声表现及临床资料（如淋巴结清扫术式），并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独立样本t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恶性组与良性组、中央区组与侧颈区组、不同淋巴结清扫术式组间差异。计算常规超声对各分区淋巴结的诊断效能，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行分析，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97例患者中，淋巴结转移以Ⅳ区（60.82%）、Ⅲ区（57.73%）最为常见。超声检查发现的188枚可疑恶性淋巴结中，166枚经病理证实为恶性，22枚为良性。良、恶性淋巴结超声特征比较，恶性组中混合型/周边型血流模式（48.80%/24.70% vs 18.18%/0）及2~3级血流分级（61.45% vs 18.18%）比例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χ²=14.36，P＜0.001）。中央区转移恶性淋巴结共40枚，侧颈区转移恶性淋巴结共178枚，中央区转移淋巴结直径更小[（12.36±5.22）mm vs（16.96±6.93）mm，t=4.64，P＜0.001]，且高回声灶、混合型/周边型血流及2~3级血流分级等典型恶性超声特征患者比例更低（10.00% vs 33.71%；7.50%/35.00% vs 26.97%/48.88%；35.00% vs 66.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8.15、P=0.004；χ²=21.69、P＜0.001；χ²=12.63、P＜0.001）。超声对Ⅲ区、Ⅳ区的诊断敏感度较高（87.50%、89.83%），对Ⅱ区及Ⅴ区的诊断敏感度较低（55.00%、52.17%）；ROC曲线分析显示，超声对Ⅲ区（AUC=0.901）、Ⅳ区（AUC=0.897）及Ⅵ区（AUC=0.866）诊断效能优于Ⅱ区（AUC=0.73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3.172、3.033、2.306，P=0.002、0.002、0.021），且对Ⅲ区、Ⅳ区的诊断效能优于Ⅴ区（AUC=0.74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570、2.466，P=0.010、0.014）。初次仅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的患者Ⅱ区复发率高于中央区联合侧颈区淋巴结清扫者（55.00% vs 31.58%，χ²=5.36，P=0.021）。

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转移恶性淋巴结多见于Ⅲ区、Ⅳ区，且超声诊断效能优越。混合型血流模式及高血流分级是鉴别良、恶性淋巴结的重要指标。但超声对Ⅱ区及Ⅴ区淋巴结转移诊断效能相对有限，应在随访时进一步结合多区域征象综合判断，以避免漏诊。

探讨DeepSeek大语言模型在胃癌和直肠癌超声报告结构化及T分期自动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纳入四川省肿瘤医院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进行的胃癌和直肠癌超声检查报告共121份。由资深超声医师团队制定胃癌和直肠癌超声报告结构化模板，使用DeepSeek R1和V3模型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和T分期评估。采用召回率、精确率和F1分数评估结构化报告生成的性能，并以准确性评估T分期性能。邀请3位医师对比评估DeepSeek生成的报告与原始报告，评价其在审阅效率和临床易用性方面的表现。

DeepSeek R1与V3模型在结构化信息提取方面召回率、精确率和F1分数均高于0.9，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T分期评估中，采用推理模式的DeepSeek R1模型准确性最高，达到76.86%，显著优于DeepSeek V3模型的59.50%，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8.51，P＜0.05）。与审阅原始报告所需的平均时间[（60.96±6.11）s/份]相比，审阅DeepSeek R1[（18.12±4.52）s/份]（t=60.38；P＜0.001）和DeepSeek V3[（17.15±2.60）s/份]（t=71.98；P＜0.001）生成的结构化报告所需时间缩短。5分李克特量表评分结果显示，原始报告的评分为3（3，3）分，而DeepSeek R1和V3报告的评分分别为1（1，2）分（Z=-9.72；P＜0.001）和1（1，2）分（Z=-9.95；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DeepSeek大语言模型，特别是R1版本，可有效从胃癌和直肠癌超声报告中提取结构化信息，并在T分期评估方面展现出较高的准确性，其生成的报告有助于提高审阅效率，并具有辅助临床决策的潜力。

探讨超声造影（CEUS）中斑块内造影剂扩散方向与新生血管（IPN）分级在评估颈动脉斑块易损性及预测症状性卒中风险中的价值，并构建多参数预测模型以提升高危人群的识别效能。

前瞻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苏州市立医院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的患者84例，依据是否发生症状性卒中事件将其分为症状性卒中组48例，无症状性卒中组36例。术前行常规超声及CEUS检查，记录斑块形态、造影剂扩散方向及IPN评分等影像学特征；术后采集斑块病理组织，分析微血管密度（MVD）及不成熟微血管比例（MVR）。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分析CEUS特征与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症状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判别能力。

IPN评分与MVD（r=0.782，P＜0.001）及MVR（r=0.508，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造影剂呈“内向外”扩散的斑块中，纤维帽破裂及斑块内出血发生率较“非内向外”扩散斑块显著升高（87.50% vs 55.56%，87.50% vs 66.67%，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PN半定量评分3级（OR=4.36，95%CI：1.50~12.67，P＜0.01）与造影剂“内向外”扩散（OR=3.88，95%CI：1.43~10.57，P＜0.01）为症状性卒中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ROC曲线结果表明，联合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06，优于IPN半定量评分3级（AUC=0.751）及造影剂“内向外”扩散（AUC=0.673）的单一预测指标。

CEUS中造影剂扩散方向与IPN评分可较为有效地反映颈动脉斑块的易损性特征，并具备一定的预测症状性卒中风险的能力。基于二者构建的多参数模型在术前风险评估及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中表现出较好的判别能力，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潜力。

比较美国放射学会（ACR）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TI-RADS）与中国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C-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对甲状腺微小结节的诊断价值。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甲状腺微小（最大径≤10 mm）结节患者1213例，共1599个结节，分别根据ACR TI-RADS和C-TIRADS对甲状腺结节的超声特征进行评估，以手术病理为金标准，构建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确定ACR TI-RADS和C-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诊断甲状腺微小结节良恶性的最佳临界值，大于临界值归为恶性，低于临界值归为良性，并分析ACR TI-RADS和C-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对甲状腺微小结节的诊断效能，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二者诊断效能的差异。

恶性结节的ACR TI-RADS和C-TIRADS评分和分类均高于良性结节（P＜0.05）。ACR TI-RADS与C-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02、0.658、0.710、0.68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评分系统的AUC均大于分类系统（Z=3.768、2.370，P=0.0002、0.0178）。Youden指数最大时，ACR 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对应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一致，分别为89.66%、41.70%、89.93%、59.00%，C-TIRADS评分和分类系统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一致，分别为88.71%、44.26%、90.23%、59.69%，2种系统各诊断效能指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ACR TI-RADS和C-TIRADS评分系统对甲状腺微小结节的诊断效能要高于分类系统的诊断效能，但诊断效能均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甲状腺微小结节的良恶性诊断准确率。

本研究旨在基于超声影像组学特征、深度学习特征及临床特征，构建术前预测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中央区颈部淋巴结转移（CLNM）的融合模型，并评价其性能。

回顾性分析了2020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510例PTC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后病理结果显示，387例患者CLNM为阴性，123例患者为阳性。由经验丰富的超声医师在灰阶超声图像上手工勾画病灶感兴趣区域。采用Pyradiomics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利用预训练的 VGG16-BN 模型提取深度学习特征。通过特征筛选与降维获得最终影像组学与深度学习特征，并结合临床特征构建融合特征集。所有病例按4∶1比例划分为训练集与独立测试集，训练阶段采用五折交叉验证进行模型构建与参数优化，最终基于支持向量机（SVM）建立预测模型。模型性能在独立测试集中评估，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置信区间。

ROC曲线结果显示，仅影像组学模型的判别能力最弱（AUC=0.63），仅深度学习模型性能显著提升（AUC=0.91），深度学习联合影像组学的双模态融合模型进一步提高（AUC=0.92），全特征融合模型（影像组学+深度学习+临床特征）取得最优交叉验证性能（AUC=0.93）。在独立测试集中，三模态融合模型的AUC为0.962（95%置信区间：0.915~0.994），特异度为 0.987（95%置信区间：0.931~0.999），敏感度为0.583（95%置信区间：0.366~0.779），显示出较好的整体判别能力及较高的阴性排除能力。

融合超声影像组学、深度学习特征及临床危险因素构建的多模态预测模型能够有效提高PTC患者CLNM的术前风险评估能力，具有潜在的临床辅助决策价值，其泛化性能仍需在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探讨超分辨超声识别肿瘤血流特征在胆囊肿瘤性息肉与非肿瘤性息肉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纳入2024年3月至2025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86例胆囊息肉样病变患者。依据病理将其分为肿瘤性息肉46例和非肿瘤性息肉40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及超分辨超声检查。超声造影观察胆囊息肉样病变动脉期增强及静脉期早廓清情况。超分辨超声评估胆囊息肉样病变的血流形态模式及定量参数。绘制ROC曲线比较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及超分辨超声3种超声模态单一及组合特征对胆囊肿瘤性息肉的鉴别诊断效能。

86例胆囊息肉样病变超分辨超声均清晰显示肿块内血流（86/86，100%）。肿瘤性息肉以Ⅱ、Ⅲ级血流模式为主（40/46，86.96%）。比较胆囊肿瘤性息肉与非肿瘤性息肉超分辨超声各特征发现，血流形态分级以及血流速度、分形维数、血管密度、血流容积、灌注指数各定量参数2组间差异均有显著统计意义（P均≤0.001）。以超分辨超声Ⅱ级及以上血流模式诊断胆囊肿瘤性息肉，ROC曲线下面积为0.82，高于常规超声特征（息肉最大径≥14.5 mm）及超声造影特征（静脉期早廓清），后两者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1及0.70（P=0.001、0.008）。选择上述3项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及超分辨超声特征，构建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常规超声+超分辨超声、常规超声+超声造影+超分辨超声3种组合特征的诊断模型。在各组合模型中，整合了超分辨超声、常规超声及超声造影模态的诊断模型诊断效能最优，ROC曲线下面积为0.84。

超分辨超声的微血管形态及定量参数，能有效区分肿瘤性与非肿瘤性息肉，其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诊断效能显著优于传统超声技术，可显著提升超声对胆囊息肉样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探讨超声心动图在产前诊断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24年12月于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诊断的43例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病例的超声心动图特征，总结分析其遗传学检测结果及预后情况。

43例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病例中，产前超声诊断24例（24/43，55.81%）为单纯性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其余8例（8/43，18.60%）合并心脏结构异常，11例（11/43，25.58%）合并心内及心外结构异常。32例（32/43，74.42%）行遗传学检查，其中93.75%（30/32）正常。所有病例中，27例（27/43，62.79%）正常出生，12例（12/43，27.91%）引产。正常出生的病例中，24例为单纯性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超声心动图特征为：右上腔静脉缺如，左上腔显示并通过冠状静脉窦汇入右心房，无名静脉血流反向汇入左上腔静脉内；3例合并其他结构畸形，产前超声表现分别为：室间隔肌部缺损、左心较右心稍大、部分性心内膜垫缺损。

超声心动图是产前诊断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的重要方法，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单纯性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胎儿临床结局良好。

验证2023年版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指南在肝细胞癌（HCC）高风险人群筛查中的有效性，并与超声（US）监测及US联合甲胎蛋白（AFP）监测进行比较，以评估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HCC筛查的高风险人群，并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共计451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US联合AFP筛查。分别比较US监测、US联合AFP监测及AASLD 2023年版指南对HCC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效能，分析各种方法在HCC筛查中的ROC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

在451例患者中，共38例（38/451，8%）最终确诊为HCC。AASLD 2023年版指南在HCC检测中的AUC为0.87，敏感度达到95%，NPV为99%，显著高于US监测（AUC为0.72，P＜0.001；敏感度为55%，P＜0.001；NPV为96%，P=0.002）及US联合AFP监测（AUC=0.77，P=0.007；敏感度为68%，P=0.006；NPV为97%，P=0.014）。然而，AASLD 2023年版指南的特异度（80%）略低于US监测及US联合AFP监测（90%，P＜0.001；86%，P=0.015），提示其在非HCC人群中可能存在过度召回的风险。

尽管AASLD 2023年版指南在特异度上略有下降，其在HCC筛查中的敏感度和NPV显著优于US监测及US联合AFP监测，提示AASLD 2023年版指南的可视化评分与筛查策略具有潜在的临床推广价值，可为高风险人群的HCC早期发现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但在实际使用中仍需权衡假阳性风险。

探讨联合临床参数、二维超声特征及超声显微造影（SR-CEUS）征象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的价值。

收集2025年3月至9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经病理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的132例患者，包括HER-2阳性患者55例，HER-2阴性患者77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二维超声及SR-CEUS检查。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HER-2状态的影响因子。基于筛选结果，构建3个预测模型：临床参数结合二维超声特征模型（模型1）、SR-CEUS征象独立模型（模型2）及三者联合模型（模型3），并依据联合模型绘制列线图。采用Bootstrap法对列线图模型进行内部验证。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模型预测效能，通过Delong检验比较模型间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利用校准曲线及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列线图模型校准度与拟合优度，并运用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临床决策获益情况。

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钙化、灌注缺损、血管密度、血流容积、灌注指数及血流速度均与HER-2状态显著相关（OR=0.174、0.149、3.399、2.837、1.085、1.104、1.231、1.081，P均＜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R（OR=0.211）、钙化（OR=2.553）、灌注缺损（OR=3.469）、血流容积（OR=1.088）及灌注指数（OR=1.184）为预测乳腺癌HER-2状态的最佳组合。ROC曲线分析显示，模型1、模型2及模型3的AUC分别为0.763、0.832、0.880。联合模型AUC显著高于模型1（P＜0.001）、模型2（P=0.039）。内部验证显示联合模型稳定性良好；校准曲线及Hosmer-Lemeshow检验表明联合模型校准度与拟合度良好；DCA证实联合模型在较宽的阈值范围内具有更高的临床净获益。

基于临床参数、二维超声特征及SR-CEUS征象构建的联合列线图模型可有效预测HER-2阳性乳腺癌。

分析乳腺超声报告的主要质量问题及主要原因，识别影响报告质量的关键环节，并探讨各项质量控制指标对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I-RADS）分类诊断准确率的影响。

本研究为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回顾性收集202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进行乳腺超声检查的乳腺超声报告。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判定诊断准确率。纳入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37家医疗机构的16 434份乳腺超声报告。从报告完整、存图合格、描述-结论匹配、图文匹配4个维度对报告进行系统评价。采用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质控指标与BI-RADS分类诊断准确率的关系，采用柏拉图分析法识别其主要原因。

16 434份报告中，报告完整率为64.0%，存图合格率为75.3%，描述-结论匹配率为91.0%，图文匹配率为99.7%，BI-RADS分类准确率为75.9%。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报告完整（OR=1.081，95%CI：1.002~1.165，P=0.044）、存图合格（OR=1.116，95%CI：1.027~1.212，P=0.010）、描述-结论匹配（OR=1.212，95%CI：1.074~1.367，P=0.002）是BI-RADS分类诊断准确率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图文匹配未显示出显著影响（P=0.452）。柏拉图分析显示，报告不完整的主要原因为病灶后方回声（21.49%）、方向（21.03%）、钙化（19.56%）、位置（16.54%）、形状（9.44%）描述缺失；存图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无体标（53.80%）、无彩色多普勒成像图像（19.03%）、可疑恶性征象存图不全（9.21%）；描述-结论不匹配的主要原因为描述中存在矛盾或歧义（84.03%）。

乳腺超声报告的完整性、存图规范性及描述-结论的匹配度是BI-RADS分类诊断准确率的独立影响因素。临床可针对病灶关键声像图特征（后方回声、方向、钙化）描述缺失、体标缺失等核心缺陷进行质量改进，以提升我国乳腺超声的整体诊断效能。

探讨瑞加诺生负荷超声（RSE）与腺苷负荷超声（ASE）诊断阻塞性冠心病（OCAD）的血流动力学特征、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效能差异。

纳入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陕西省人民医院54例拟行冠状动脉造影（CAG）的OCAD患者，采用两阶段随机交叉设计行RSE和ASE（洗脱期≥24 h）检查。采用差异性分析（Wilcoxon符号秩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和 χ²检验）比较患者达峰时间、心率、收缩压、舒张压等指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以CAG结果为金标准（任一主要血管狭窄≥50%），采用四格表及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2种检查方法对OCAD的整体诊断效能，并对左前降支（LAD）≥50%定义诊断阳性进行诊断效能分析，通过Delong检验比较AUC的差异。

RSE达峰时间短于ASE[50.00（46.47，54.79）s vs 90.00（88.59，108.67）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6.179，P＜0.001）；RSE诱发的心率增幅更大[32.20（25.75，39.25）次/min vs 23.00（18.75，29.25）次/min]，Δ舒张压的降低更温和[（24.93±10.55）mmHg vs（20.63±9.61）mmH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041，P＜0.001；t=2.724，P=0.009）。RSE检查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ASE（33.33% vs 64.81%，χ²=10.71，P＜0.001）。2种检查方法诊断OCAD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及AUC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相较于ASE，RSE具有达峰时间短、心率增幅大、血压波动小、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的优势；2种负荷方式对OCAD的诊断效能相当。